民国时期是历史的一段凄美的旅程，那些民国的奇女子更是让前世今生的男男女女们，或惊艳，或品读，亦或是油然而爱。直到今天，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品味，去感受，去舔舐那民国的爱恨情怨。无可否认的是，民国女子中林徽因与张爱玲不失为两大长久不息的话题源，同样的惊为天人，却也有着天大的差别，如果说林徽因是纯洁的天使，那么张爱玲便是那妖冷的艳后。

　　同样的优雅高贵，不一样的处世哲学标准。天才如张爱玲，不负于“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的说法，她流于笔下的人物饱满、世俗而工于心计，但反观他本人却是最为稚拙的特立独行者。也正是他这种文字上行云流水的成熟风韵与现实中机警而木讷的行事兼存的特点，使得人们更加为她倾倒和着迷。

　　浮生如梦，又能几何，旧梦依旧如欢亦如怨。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在文学的世界中她显得老练，却未必在世俗的生活中也同样老练，被爱冲昏头脑，应当是正常的事。遇到胡兰成，使她沉浸在热恋的氛围中，接受了爱的袭击，像飞蛾扑火一般，感受着被动的快乐。于是，胡兰成这个如父一般而又才华横溢的男人给了张爱玲一段美好的旧时光。张爱玲曾在一张照片后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是的，张爱玲理想的是成熟而富有威严的男人，而比她大十几岁的胡兰成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成熟稳健，正满足了张爱玲“崇拜”的需要，所以她乐于把自己放在谦卑的位置，感受着从小那冷漠的家庭和离异的父母所给予不了的安全感和知心的归属感。

　　因为爱情，张爱玲多愁善感的女性天分渐渐复苏，这个充满智慧和高雅的灵魂变得更加丰盈和饱满，而胡兰成的多情给她带来的不安，也让她能够以更为戏谑的语气来描述男人的情感。“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占得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样的描述，带点轻快的语气，与她之前的作品在感觉上就有了一些稍微的出入，不再那么尖刻，变得稍显平滑了，色彩也明亮了一些。

　　生活在继续，就像月亮始终会冉冉升起，有人说张爱玲的写作高峰在国内就结束了，但是读过爱玲先生的文集我们会发现，爱玲先生对于月亮的热爱却是从始而终，不见淡褪，就像作品中的人物那样激烈，最疯狂的《金锁记》到世故圆滑的《怨女》，张爱玲的改写也许并非完全是高峰期的下滑，更多的是人生感悟、处世思想的圆滑改变。

　　从“疯女”到“怨女”，那独特的《红楼梦》式的开场笔法未变，尖刻的“疯人七巧”却成了世故守旧的银娣，那以死为终却三十年不曾完结的故事也成了一份三十年前虽深仍浅的记忆。就像《天才梦》里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自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癖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当她早早的以天才的笔触写下寥寥几千字却令人慨叹的《金锁记》时，她拥有的是“天才的完美”感，然而岁月的无情，复杂的人世也以足够的分量为她的那颗孤傲的心敷上一层悲凉，产生足以感受到的沧桑感和沉重感。所以当她再回首，曹七巧的性格行为刺痛的也许还有她往昔的记忆，就像看到曾经的自己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改写的人物，就像现实对记忆的反抗。当然这也只是我作为一个陌生人的美好的揣测而已。

　　在张爱玲笔下，总是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女性，从曹七巧到玫瑰，从白流苏到曼桢，再从葛薇龙到银娣，留心一下，不难发现，很多时候张爱玲的思想与行动都可以从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角度来概括。她在陈述着一个被压迫变形的女性时，总是更深刻的否定着男权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就像一辈子被紧锁束缚的曹七巧，分家掌权后又以同样的“金锁”拼命地勒紧自己的儿女，俨然一副旧封建的女掌事模样，诱引儿女沾上鸦片瘾，逼死儿媳，吓走女婿等等极端变态的行为。在旧封建把女人逼疯的时候，张爱玲选择了让女人掌权，她对于女人卑微的现实是接受的，却不是一个屈服于男权的投降者。

　　张爱玲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抹明亮的艳红，一如她对色彩的痴迷，那常着的湖绿色旗装，就像她笔下的家庭、人物，淡淡的透着一股参差对照的人生苍冷，使她成为一个冷艳雅俗矛盾着的孤独者，时而木讷，时而机警，时而活泼，时而沉郁的行走着，然后以她独有的安静离开，却留下了即使目所不及，也让人深深迷恋的痕迹。

　　那被神秘和孤独咬噬的高贵灵魂，依稀看见，在暗淡岁月里，你临水照花，明艳的身影覆过了一整轮圆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