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道人》附则写道，毕自严妹夫殷文屏为人玩世不恭，出席毕母寿宴时，穿猪皮靴、坐独龙车，客人们无不窃笑，而他傲睨自若，不以为然。客人为何对殷秀才的这种举止打扮嗤之以鼻？是因为殷文屏自轻自贱，不合时俗。

（于受万画，摘自《精短文言全图聊斋志异》）

孟森先生《心史丛刊》三集《跋〈聊斋志异·颠道人〉》一文写道：“殷生着猪皮靴，骑扁杖，少时读之，但觉其奇，不辨是何舆服。后始知明代功令，教坊妓者之夫所服所乘，定制如此。《聊斋》去明未远，当时言此，必人人知为妓夫仪式，故绝不复加诠释。今则仅知绿头巾者为龟奴，犹于流俗口中存教坊贱者之体制，猪皮靴及独龙车，则世罕知者矣。”孟先生文中征引清倪鸿《桐阴清话》所载《教坊规条碑》、明初刘辰《国初事迹》的相关材料，对“猪皮靴”和“独龙车”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孟先生还考证，殷文屏逸事当发生在明朝末年，“《聊斋》去明未远，当时言此，必人人知为妓夫仪式，故绝不复加诠释”，而事实则是，“猪皮靴”是明初旧制，明中晚期就废弛已久，普通人恐怕并不尽知此事。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礼部·教坊官》记载：“教坊官在前元最为尊显，秩至三品，阶曰云韶大夫，以至和声郎，盖亦与士人绝不相侔。我朝教坊之长曰奉銮，虽止正九品，然而御前供役，亦得用幞头公服，望之俨然朝士也。按祖制，乐工俱戴青橑字巾，系红绿搭膊，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此《会典》所载也。又有穿带毛猪皮靴之制，今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吁，可异哉！”

晚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一《娼盗》记载：“国初之制，伶人常戴绿头巾，腰系红褡膊，足穿布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于道旁左右行。乐妇布皂冠，不许金银首饰；身穿皂背子，不许锦绣衣服，亦所以抑淫贱也。今不知此制矣。”

对“带毛猪皮靴”，晚明时人们已经“不知此制矣”，清初就更不可能“人人知为妓夫仪式”了，而时至今日，人们不但“不知其所以然”，就连“其然”也不知为何物了。

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卷三《教坊司题名碑记》记载：南京古物保存所，有万历辛亥教坊司题名碑记，凡二十一色，有俳长、色长、衣巾教师、乐工等称。按，洪武中建十四楼于京师，以处官伎，曰：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览、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旧传有碑记，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题名碑中无此规条。

按邓之诚先生考证，明朝万历辛亥“教坊司题名碑记”所载：“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教坊里的色目人（即官妓之夫，俗称老鸨）必须穿猪皮靴，不许骑马，如果胆敢走在大街中央，被平民百姓看见的话，直接打死，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但邓先生特别申明，“题名碑中无此规条”，这条规定是传说，不足为信。

教坊司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始建于唐朝，称为教坊，专门管理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宋元两朝也设立教坊，明朝改教坊为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主管乐舞和戏曲，至清朝雍正时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教坊司名义上是官办礼乐机构，但在当时实际上是官办妓院，乐妓主要来源于犯罪大臣的家眷。如明朝山东布政使、兵部尚书铁铉是元朝色目人的后裔，靖难之变后，永乐帝朱棣将他的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

况周颐《眉庐丛话》记载：《桐阴清话》又云：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余尝见其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此碑入金石话，绝新。

徐珂《清稗类抄·鉴赏类四》“金奇中藏明教坊规条碑拓”记载：金奇中尝藏明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拓本，其文云：“入教坊者，准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及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

两则资料所记基本相同，说的都是官妓之夫平时戴绿巾绿带，穿猪皮靴，外出要靠路边行走。老弱病残之人不能乘坐轿子，只能坐两人肩扛的独木扁担。

据此可知，殷文屏在毕母寿宴的穿着打扮，是仿效教坊司“官妓之夫”的装束。殷文屏作为一名秀才，衣冠中人，有不低的社会地位，装束举止如同妓院中的“乌龟”，尽管是在表现自己的玩世不恭，但如此惊世骇俗，实在是有辱斯文，理应受到众人的讪笑与蔑视。赵羽先生在《〈聊斋志异〉笺证初编·绪论》对此分析，周生以章丘地方儒学生员的身份“驾肩而行”，也就是乘肩舆而行，是不合礼法的自抬身价之举。殷文屏故意以与周生同样的生员身价，足穿猪皮靴，身跨扁杖，以妓夫伶人之衣着服饰佯狂自侮，既有对明王朝没落、礼崩乐坏的愤慨，也有对“以寒贱起家”之徒妄自尊大的嘲弄。此种分析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