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篪是蒲松龄的次子，他虽然自幼练习举子业，但终生未能进学，也就是没有成为秀才。蒲松龄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写诗《试后勉儿篪、孙立德》，四十九年（1710）写诗《示儿篪、孙立德》，训斥蒲篪上进心不强、学习不努力。

       对于诗中“执鞭”一词，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注释：原指为人驾驭车马，引伸为为人服役。《论语·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朱熹《集注》：“执鞭，贱者之事。”《辞海》对“执鞭”注释：“为人驾驭车马，意谓给他人服役。”赵先生的注释，与《辞海》对“执鞭”解释大体相同。

        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写道：“蒲松龄平生不喜欢蒲篪，就是因为他从小不喜读书、做举业，成年后做童蒙师也不专心文章，总是好搞些别的经营，赚些蝇头小利。现在不仅是比二兄一弟更加一事无成，还要废读弃儒，去赶大车。在蒲松龄看来，这是有违‘祖宗之遗意’，有堕家声的，所以他感到非常心酸。”袁先生在此把“执鞭”解释为“赶大车”。

       马瑞芳《蒲松龄评传·暮年家居》写道：“这自然使年近五十、尚青衿一领的蒲篪非常尴尬，他是年年考、年年落榜的。白发老父还乡，还要亲自过问这位皱纹满脸儿子的课业，而蒲篪成诵无完篇。侄儿中秀才以后，蒲篪索性向父亲透露：再也不去应童试了，打算死心塌地地当个商人算了，这使得蒲松龄大为震惊：‘废读从此始，使我心刺酸。’”马先生在此将“执鞭”解释为“当个商人”。

         仔细品味蒲松龄的《篪欲废卷》，蒲篪废卷“执鞭”，所要干的事可能是从商，这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云：“逐逐惟蝇头，意不在简编。一年一赴试，徒以利傍观。”蒲篪学习无意进取，把进学考试不当回事，如同旁观者，但对于蝇头小利却十分在意，孜孜以求，这说明蒲篪的心思在谋利上，不在举业上。蒲篪向父亲吐露“微情”，要做一名商人，着实让蒲松龄大为诧异，心中“刺酸”。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最后，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朱熹所言“执鞭，贱者之事”，是对蒲篪“执鞭”的最好诠释。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原本是个读书人,因屡试不中,遂弃儒从商，于是家境殷实；蒲松龄对商人也并不厌恶，这从《聊斋志异》的一些篇章中可以体会到。因此，蒲篪孙承祖业，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请注意，蒲松龄心中始终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一个人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读书就是通往官场的唯一道路。当然这也是当时读书人，包括所有人的人生理想。在蒲松龄看来，蒲篪弃卷执鞭，废学从商，将与上游社会彻底无缘，就是自甘堕落，不求上进。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呀。

       人的智商不同，兴趣不一，不必强求一律。蒲篪的心思不在读书上，“弃卷拟执鞭”是早晚的事。蒲松龄尽管“心刺酸”，又能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