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客》异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来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岂遂无提戈壮往时哉？要皆一转念误之耳。昔解大绅与方孝儒相约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约归家后，不听床头人呜泣哉？”意思是说：忠孝是人的本性。自古以来臣与子不能为君为父而死，最初难道没有拿起武器勇敢赴敌的时候吗？重要的是一转念而耽误罢了。当年解缙与方孝孺相约为建文帝以死尽忠，但后来解缙食言，急忙进宫拜见篡位的燕王朱棣；怎么知道解缙在与方孝孺发誓订约后，没有听从妻子哭泣而变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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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喜易，江西吉水县（今江西吉安市辖县）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进士，官至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务。解缙以才高且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以“无人臣礼”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冬被埋入雪堆冻死，卒年四十七岁。成化元年（1465）赠朝议大夫，谥文毅。
蒲松龄所说的解缙与方孝孺相约以死之事，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与之相似之事，见之于《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
传记讲道，解缙、吴溥与王艮、胡靖相邻而居。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城的前一晚上，他们聚集在吴溥家中，解缙陈说大义，胡靖慷慨激昂，唯独王艮流涕不言。不久王艮服毒自杀，家中哭声一片。第二天，解缙急忙进入宫中拜谒朱棣，朱棣大喜。接着解晋向燕王推荐胡靖，胡靖也入宫朝拜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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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史料因为载入正史，史学家广泛引用，如清朝末期李介人、印鸾章修正的《明鉴纲目》，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教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都引用过这段史料，因而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信史。但是早在明朝就有人指出此事不可信。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中，就已指出了此事的虚假，理由是王艮早在朱棣攻入南京的前一年即已病故。
《王氏族谱》摘录有解缙撰写的《翰林院修撰王钦(敬)止先生墓表》，此文收录在《解文毅公集》第十二卷里。《墓表》明确载明王艮“生洪武戊申年六月十五日，殁辛巳九月七日也”。辛巳年是建文三年（1401），而朱棣率燕军攻占南京则在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这证明王世贞的说法正确。《墓表》还表明，解缙与王艮不但同里，两家还是世交，王艮死时解缙在场。王艮病重时，“即告母曰：我病且死，幸有弟三人在，我无足哀夭寿命也。其母以为达于理。言不及妻子，此诚人情所难”。王艮死时“从容安泰，无毫发可怜之色。预与母诀，敛手待终。予往视之，一辞不乱”。王艮死时是与母亲诀别，对母亲拱着双手断气的，且“言不及妻子”，并非如《明史·王艮传》中所述，是与妻子诀别的，也没有说“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这种“殉节大义”之言。王艮死后，“天子命治其丧者”，这个“天子”也绝非是燕王朱棣，而是建文帝。可见《明史·王艮传》中的这段史料完全是后人杜撰的，这充分说明解缙没有与王艮等人相约尽忠，更不可能与方孝儒相约以死。蒲松龄依据典籍资料或世间传说，无端指责解缙不讲“忠孝”、无端“变节”固然不对，但是在《佟客》附则中将解缙比作戴绿帽子的淄川捕快，则近似于人身攻击，过于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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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解缙本身毛病并不少，《明史》评价他“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是十分中肯的。
解缙十九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朱元璋对解缙“甚见爱重，常侍帝前”。一天他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意思是说，我与你虽说是君臣，却如同父子，你有话可要知无不言啊！这话笼络成分居多，可解缙太年轻，缺乏城府，竟然当真，当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万言书。这封万言书，大到用人、刑名等国务，小到皇帝读什么书，解缙全加批评，特别是严肃指出了朱元璋杀人过多等弊政。看过奏章，朱元璋仅称赞他的才华，并不言及其它。解缙没明白朱元璋的真实内心，又上了《太平十策》，朱元璋继续不理。一次，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语多不恭，被告到朝廷。朱元璋随即让解缙改做御史。后来解缙的父亲觐见，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就这样客气地把解缙赶走了。解缙在家八年后，朱元璋病死。他进京吊丧，又被弹劾母丧未葬离乡，贬到甘肃去当吏员，幸亏有人说情，才回到朝中，做了个从九品的低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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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政变后，解缙主动迎接新君。永乐帝在孤立之时，见解缙主动归顺，破格加以任用，让他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短短两年，解缙节节攀升，位极人臣。朱棣曾对解缙等人说：“慎初易，保终难，愿共勉焉。”可惜解缙没有参透这个“慎”字。朱棣立储时，在嫡长子高炽与次子高煦间犹疑，问询解缙，解缙力主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于是觊觎储位的汉王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永乐大典》开馆纂修之际，总负责解缙的仕途也达到了顶峰。永乐五年（1407）《永乐大典》编成，解缙因小事外贬。又有人举报他发牢骚，便把他发配到粤西南，远离政治中心。永乐八年（1410），解缙进京奏事，顺便看望太子。当时朱棣正在北征蒙古，朱高煦就说：“缙伺上出，私见太子。”朱棣听后震怒，将解缙下诏狱，严刑拷打，牵连甚广，一关就是五年。永乐十三年，朱棣阅看在押犯名单，见到解缙的名字，对锦衣卫头目纪纲说：“缙犹在耶？”纪纲揣测朱棣的用意，就在寒冬深夜，把解缙灌醉，埋在雪中，活活冻死。解缙死后，朱棣还不解恨，又将其妻子、儿子及长兄解纶一家株连定罪，他在南京的家族也被削籍，一并流放到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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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解缙一生，他少年登科入仕名满天下，却因恃才傲物被朱元璋罢黜出朝；主修史籍巨典备受朱棣恩宠，为天下士子景仰，却因卷入“皇储”之争而遭贬；他满腹经纶、精通礼典，却以身试法，因“违制吊祭”而遭流放，最后又“私谒太子”招来杀身之祸，成为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解缙无疑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悲剧人物。他的人生悲剧，既有政治因素，也有个人因素。在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依附帝王权力的士子与皇权利益之间的冲突酿成了诸多官员文人的悲剧，而个人性格又常常是产生这种悲剧命运的内因。解缙才华过人，锋芒毕露，口无遮拦，随性臧否，以致招来嫉恨，这是他个人性格的缺陷，是其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但蒲松龄在《佟客》中指责他“不忠不孝”，则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