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各篇关于陶瓷的记录有9处，其中《古瓶》有出土古瓷瓶的记述。文章写道，淄川县城北一村庄淘井，出土了一件铜器、两件瓷瓶。瓷瓶“亦古，非近款”，说明是件古董货。其中的一件瓷瓶被淄川举人袁藩购买，瓷瓶“可验阴晴：见有一点润处，初如粟米，渐阔渐满，未几雨至，润退，则云亦开。”另一件被淄川的张姓秀才购买，此瓶“用志朔望：朔则黑起如豆，与日俱长；望则一瓶遍满，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则复其初。”据此看来，两件古瓷瓶很神奇。

《戏术》写道：“利津李见田，在颜镇闲游陶场，欲市巨瓮，与陶人争直，不成而去。至夜，窑中未出者六十余瓮，启视一空。陶人大惊，疑李，踵门求之。李谢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窑，一瓮不损，在魁星楼下非与？’如言往视，果一一俱在。”由此文看出，清朝初年颜神镇（现博山）一个陶窑一次就可以烧制60多个大瓮，生产规模已经很大了。

《农妇》写道：“邑西磁窑坞，有农人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一夕与邻妇语，忽起曰：‘腹少微痛，想孽障欲离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则见其肩荷酿酒巨瓮二，方将入门。随至其室，则有婴儿绷卧。骇问之，盖娩后已负重百里矣。”此文叙述，淄川县西磁窑坞村（现磁村）一名农妇靠从博山运输陶器为生。由此可以推知，明末清初博山陶瓷生产量很大，附近的闲散农民以贩卖陶瓷为生。

据孙廷铨《颜山杂记卷四·物产》记载：颜神田地虽少，但矿藏极富，有煤、铁、铅、铝、钒、黄丹、红土、陶土、焦宝石、紫石、马牙石，等等。博山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且多分布在地表浅处，得炭较易；又富藏粘土和焦宝石，此二者是烧造陶瓷的重要原料；还大量出产马牙石、紫石、黄丹、矾等，是玻璃、琉璃的原料。于是，煤炭、陶瓷、琉璃成了远近驰名的博山三大工业门类。

陶瓷是博山的第二大产业，当地人称为窑业。窑业的发展同炭业密切联系，一方面靠近煤层的粘土是制造陶瓷坯胎的重要原料，另一方面煤炭又是烧造陶瓷器的燃料。博山烧造陶瓷的历史悠久，以实物为证可知的年代在隋唐期间，自宋朝开始，博山地区进入陶瓷生产的发达时期，历经元、明、清，至今久盛不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博山大街发现了宋朝的瓷窑遗址；宋朝时颜神（博山县前身）已建有窑神庙，这可从仍存于北岭的道光年间的窑神庙残碑上得知；《宋会要辑稿》记述：“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文中的青州应指颜神，因为除颜神外，青州并无其它陶瓷产地。《大清一统志》所言“青州府土产陶器，出博山县”，是最好的补充说明。

博山各地烧制陶瓷的窑炉甚多，现存遗址，除大街外，还有五龙、北岭、山头、窑广、石炭坞、福山等。《颜山杂记卷四·物产》记载：“孝乡之瓷，出于山头、务店（五龙）者，碗钵为多；出于邀光（窑广）者，罐为多；出于八陡者，瓶罍为多；出于西河者，鱼缸醯瓮为多，然皆疏土也。”经过考古发掘，已确知在北宋末年和金朝，烧窑已经用煤了。煤炭用于烧造陶瓷后，陶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瓷质、色泽、光度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博山陶瓷器皿的特点是：（1）品种齐全，缸、罐、瓮、瓶、碗、杯、壶、枕、凳，以及勺、匙、盅、衣钩等日用杂货应有尽有。（2）瓷质坚硬，博山陶瓷虽然不算精致，特别同名窑，如景德镇相比显得粗笨，但质地坚硬，耐磨耐摔，所谓“黑瓷粗重，可行数百里而不损”；（3）价格低廉，据相关资料，民国六年（1917），“一枚铜子可购三枚之大黑碗耳，土人用之最称便利”。这正如《颜山杂记卷四·物产》所言：“孝乡之瓷，疏土也，其用农氓也，而不为贵也，废者亦幸不为贱者累也。”以上三点决定了颜神瓷销路广，竞争力强，不仅山东广大农村普遍使用颜神瓷，而且远销关外和黄河流域者数量最多。《颜神镇志》卷一记载：“（孝妇）河滩之西，起于叠道，北至沙沟为税务司街，其民多贩瓷器。”这是最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