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解元，需先从乡试以及举人说起。明清两朝，每三年一次，于八月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考试，称乡试，又称“秋试”、“秋闱”。乡试源于唐、宋时的府试、州试。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各省乡试皆在省城举行，于城内东南方建立贡院，大门正中悬挂“贡院”墨字匾。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贡生、荫生、官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朝廷庆典加科称为恩科。考期在阴历八月，分三场进行。届时，朝廷选派正副主考官，试《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考中者称为举人，可于次年赴京参加会试。《明史·选举志》：“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
举人本是被荐举之人的称谓。汉朝取士，无考试之法，朝廷令郡国守相荐举贤才，于是以“举人”称所荐举之人。唐宋时有进士科，凡应试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都叫做举人。明清时，则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成为一种出身资格，俗称“孝廉”。清赵翼《陔余丛考·举人》称：“今世俗别称举人曰孝廉，以孝廉本郡国所举也。然汉时举人名目甚多，如贤良方正、文学有道、直言极谏、茂才异等、明阴阳、明兵法、能治狱，有行义之类，皆郡国所举，而孝廉特其一途耳，今专以此为举人之称，盖孝廉乃每岁所常举，其他则随时诏士，而不能入仕；今乡试已中者为举人，即会试不第，亦不必再应乡举，而并可依科就选。”因为唐朝举进士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后世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亦称“解首”。宋朝洪迈《容斋四笔·责降考试官》载明：天禧二年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明朝时世人所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伯虎（寅），就是弘治十二年的解元。清蒲松龄的《姊妹易嫁》中有一句台词：“秀才宜自爱，终当作解首。”意思是鼓励秀才奋发进取，考中头名举人。由秀才考中举人非常难。有人考证，乡试是清朝科举最不易过的一关。主要是录取名额有限。清朝初年，山东录取名额从90名削减到40名，后来虽又增加到60名，也只为原名额的三分之二，而考生数却在不断增加。据推算，当时乡试中举的名额约为考生数的六十分之一。据传说，清初刑部尚书、博山人任浚中举后，曾感慨地拟出一副对联：乡试易，会试易，殿试更易；道考难，府考难，县考最难。
明清时淄博地区共考中几名解元，因手头缺少资料，不能给出准确数字，只能列举出伊辟、高玮、毕世持三人。今将他们的事迹作简要叙述。伊辟，字卢源，号翕庵，桓台县新城人，清顺治五年（1648）山东乡试解元，顺治十二年（1655）成进士，馆选改庶吉士。顺治十三年（1656）授广西道监察御史，其后官职屡有升迁。清康熙十八年（1679）进太仆寺卿。《伊氏世谱·伊氏守先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顺治五年，学台考遗才，伊辟未取名，具帖祈求乡试，终未遂志。适值乡试监考官点名完毕，将要封门，伊辟伸腿撑门，大喊：“研着解元腿了。”监官道：“遗才尚不取，焉得解元？”伊辟答道：“学院取‘水皮打一棍’文字，吾文不合试，故也。”监官道：“你就‘水皮打一棍’作一诗，我即许汝进场。”伊辟应声作《水皮打一棍》一首，获许考试，果中解元。《水皮打一棍》诗云：“手执长杆杖碧流，一声击破楚江秋。千条银链分还聚，万颗明珠散复收。红芦滩头惊宿雁，白萍堤上起伏鸥。早知此处无渔钓，整顿丝纶别下钩。”据《新城县志·乡土志》记载：“清定鼎初，世祖章皇帝（即顺治帝）夜梦殿前，映壁将倾，四望无人，正在惊慌之际，忽有一伟丈夫，容貌堂堂，急趋至前，肩而立之，牢固如故。梦中喜极而问之曰：‘何人？’伟丈夫向前跪而对曰：‘臣乃山东解元伊辟也。’因是受知，故有不次之恩。”《伊氏世谱·伊氏守先录》也记载了此事。王士禛（渔洋）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说：“世祖极重科名，自丙戌迄己亥，会试第一皆入翰林……乙未，邑同年伊翕庵举进士，引见南海子，上顾学士曰：‘此人山东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后授御史，官至督御史，巡抚云南。”王渔洋在为伊辟写的墓志铭中还说：“公之受知自此始，即入翰林。每御试唱名及公，辄语左右如前。”撇开顺治帝的梦不谈，伊辟确实是德才兼备、治国有方之能臣。为此，他深得顺治、康熙两帝的赏识，官职一再升迁。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康熙帝任命伊辟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兼辖建昌、毕节等地方，赞理军务。伊辟到任后，审时度势，制定了“禁掳掠，收民心”的策略，由此战场形势迅速好转，清军乘胜追击，叛军望风披靡。伊辟因操劳百端，年余须发皆白，后积劳成疾，于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八日不幸卒于军中，享年五十八岁。这年十月底，清兵攻陷昆明，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遂告平息。伊辟晚年奉旨巡抚云南，参与平息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立下了不朽功勋，是清初一代名臣。康熙帝为此特降旨赐御联、御祭、御葬。王渔洋为其撰写墓志铭，并作挽诗：“家世南兖郡，功名仆射看。行营诸道合，报国寸心丹。未取黄金印，先逢白玉棺。招魂何处是，瘴雾夕漫漫。马革平分志，昆明未息戈。星辰移九列，书檄动诸罗。殁视悲荀偃，生还失伏波。故人歌薤露，流涕向山河。”
高玮，字握之，号绳东，淄博市淄川区杨寨人，“少承家学，天才秀颖”，明崇祯十二年（1639）与其弟高珩同时考中举人，并成为解元，顺治三年（1646）成进士，授河间府推官，同年被聘为河南乡试同考。高珩早于高玮6年成进士。因此，当时的文人墨客称赞他们是陆机、陆云转世，苏轼、苏辙再生。高玮上任时间不长，就因农民义军攻陷城池而被免职，后终身未仕。高玮回家后，“日以诗酒自娱”，著有《淄风辑略》《为善于家》《三要图说》《家塾宝训》《规训随抄》《南游诗草》《护生编遗言赘语》等书。他“放情杯斝，徜徉山水”，往往醉酒后击碎唾壶，以发泄自己的牢骚与不满。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载，高玮、高珩异常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小时兄弟二人到外祖父王象乾家，王象乾必定亲自送出大门，人们不理解。王象乾解释说：“二子虽幼稚，天下才也！”据传说，崇祯十二年秋，高玮兄弟二人午夜即起，出门赶考，出城不远，刚到昭村，就听到夜猫子凄厉的叫声。两人非常丧气，认为这次很可能考不上，干脆不考了。回到家时，天还未亮。二人一进门，继母袁氏就问：“你们怎么回来了？”二人说明了原因。袁氏想了想，拍着手说：“太好了！真是大喜事！”两人十分不解，惊奇地问：“这么丧气的事，怎么成了大喜事？”袁氏回答：“古人说：‘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叫说明有喜事。人有喜事，夜猫子能感觉到，就叫着来报喜。你们还犹豫啥，还不快回去赶考！”二人一听，认为有道理，疑虑顿时消失，高高兴兴地出门赶考去了。果不其然，二人这次都考中了。哥哥高玮得中乡试头名，弟弟高珩中了第三名。兄弟二人同科高中，获得“一科两举人”的赞誉。这个传说在《淄博民间故事大全》中有详细的叙述。
毕世持，字公权，淄博市周村区万家庄人，明末辽东巡抚毕自肃的曾孙。他“幼号圣童，九岁属文”，十一岁时，在童子试中考为第一名，康熙十七年（1678）山东乡试解元，但后来连续三次会试都未能成进士。一代诗宗王士禛在《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中说：毕世持“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领山东解额，其文传诵海内，不胫而驰。自齐鲁吴越，秦晋闽楚，岭峤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观如市。四十年来文章之盛，倾动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他的表兄弟、清初著名诗人赵执信在《饴山诗集·怀旧集》中说：“淄川毕世持公权，少有隽才。康熙戊午乡书（试），山左之文冠天下。公权为举首，余次之，齐名相善。其文清深幽异，俗流浅识莫能窥也。”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在挽诗中称赞他“人才声望压何刘”，“议论丰标都不群”。毕世持诗文俱佳，当时影响很大。毕世持死后，蒲松龄收集了他的遗诗，汇集成册，并撰写了跋文。蒲松龄在《毕公权（困庸诗）跋》高度评价毕世持的诗文，称赞说：“公权天分绝人，每忆亡书，或字句不得，辄辗转终夜达旦，困顿至不可起。同人论其为文如独茧抽丝，亦可以想见其为人矣。”又说毕世持“生平口不言诗，偶一作，亦稿而投之箱簏，不甚示人，故人亦罕见之。今人琴去矣！搜得其吉光片羽，读之铿然，悲凉尖颖，直将前无古人也者。使假之数年，逸以翰苑，王、李之帜何足拔，钟、谭之坛何足登哉！”王士禛在《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也说：“公车入京师，公卿竞倒屣延之，恐不得一当君，君殊不屑也。”可惜毕世持的诗文集现在已不存，无法领略他的文采。此外，毕世持还参与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马介甫》的“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毕世持一生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他家曾出了半年之内连死四代人的悲剧。康熙二十五年（1686）末，毕世持的长子毕海玥在除夕之夜不幸因病夭亡。春节后的正月，毕世持的父亲毕盛育（字子万）因痛失爱孙，悲痛过度而亡。当年六月，毕世持因仕途不顺、父亡子殁，“疾复作，下血数升”，悲愤而亡，时年只有三十九岁。蒲松龄曾感叹道：毕世持“生平多病善思”，“诗中喜用愁恨鬼死，亦长爪不年之谶也。”认为他的人生遭遇同唐朝诗人李贺相似，才思绝世，英年早逝。这时他的祖父、毕自肃的长子毕际竑，年已七十二岁，因难以承受如此沉痛打击，也一命归天。
淄博的这三名解元，因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家庭状况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最后结局也大不同。伊辟因为得到顺治、康熙两帝的赏识，风云际会，成就一番伟业，成为清初一代名臣。高玮尽管考成进士，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但受失陷城池之牵连，被削职为民，再也没有步入仕途，终老于田野。毕世持则更为不幸。他尽管“少有隽才”，“其文传诵海内”，但屡试不中，竟没能考成进士，而且还因父子连亡，不胜悲痛，魂飞世外。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不胜感慨地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这既是他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悲愤之言，似乎也是对这三人命运的最好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