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主要指现今淄川、博山两区和张店区南部）煤炭业始于唐末，发展于宋时期，考古发掘证明，宋朝即用煤炭烧制陶瓷。明清时期，淄博煤矿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手工业工场式的矿井，煤炭已经广泛用于陶瓷、冶金、硝磺等工业。作为忠实反映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的蒲松龄诗文，也有几则关于描写煤炭的资料。

一是聊斋俚曲《学究自嘲》写道：“十月北风寒，十月北风寒，有炉无火炭难添，睡宿冷被窝，早起不敢恋：真乃清廉，真乃清廉。室如悬冰灶无烟，众生徒冻的牙打战。”这说明，在淄川地区，富裕人家已经把煤炭作为冬季取暖的燃料，但因为价格昂贵，一般不舍得用。正因为如此，蒲松龄抱怨，农历十月，天气转冷，生性吝啬的东家还不让师生生火取暖。

二是七律《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其六写道：“斗室生凉土莝温，岁寒老友绿当门。瓜壶秋傲陶朱富，煤火冬夸韦杜尊。”诗中的“韦杜”是指唐朝望族韦氏、杜氏，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后以韦杜代指贵族。蒲松龄所居村庄附近生产煤炭，冬季可以烤火，因此以冬季燃煤烤火向唐朝富贵人家韦家、杜家夸耀。

三是《聊斋志异·龙飞相公》写道：“余乡有攻煤者，洞没于水，十余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两月余始得涸，而十余人并无死者。盖水大至时，共泅高处，得不溺，缒而上之，见风始绝，一昼夜乃渐苏。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鸟之蛰，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数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狱中，乌复有生人哉！”说明当时采煤条件极其恶劣，透水事故经常发生，采煤工人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

孙廷铨《颜山杂记》《淄川县志汇编》民国《续修博山县志》等资料，对原淄川、博山两县煤炭的储量和生产、销售、使用情况，均有记载，综述如下：

（一）煤炭储存情况。淄博地域的煤炭储存并不均衡，按《淄川县志》所说，淄川的煤炭储量稀少，博山丰富。据《颜山杂记卷四·物产》）介绍，颜神镇（博山）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且多分布在地表浅处，得炭较易。清乾隆《淄川县志·舆地志·物产》记载：“淄之俗，务本而重农，以谷为先。乃山多田少，又无舟车之通，间以攻炭为事。然井深或至百尺，辘轳而坠若下天状。螬行蠖屈，盖不仅岩墙已几得空焉。并命一壑，曾利之几何，而轻生若此耶？无他，民贫而计无复之也。则淄之产如是而已。”又记载：“石炭、铁冶、瓷器，皆博山物产，故《颜山杂记》言之特详。淄则石炭稍稍有之，而铁与瓷器则并无有。”

（二）煤矿经营规模。淄博地域的煤炭开采始于唐朝，到宋朝时有了较大发展，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采煤矿区。博山县的西河、黑山、万山、安上、山头、石炭坞、八陡、福山等地，煤藏甚富，一些无地、失地或土地很少的劳动者赖此为生。这些地方采煤不需要复杂的机械，也不需要集中大量劳力，凭借简单的工具，集合全家之人力便可采煤，出井煤炭又可肩挑车推，运到十几里乃至数十里外的邻县出售，换取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这种依靠个体劳动采煤当然是最原始的采掘方式。后来，出现了“份子井”，即由数家共同分摊资金（称份子）和劳动力，所得利润按分摊比例分成。这种煤井一般需要8至10个劳力，挖掘口径二三米的竖井，凿至10米左右后横挖，形成高1米宽1米的坑道，采掘者便可爬行采煤。所需材料很简单：辘轳1个、粗绳数条、条筐若干、鹤嘴镐3把、照明灯5盏。每天约出煤50－100筐，每筐按60斤计，约1.5－3吨。随着社会发展、生产水平提高，煤井越来越深，雇佣工人越来越多，煤炭产量也越来越大。据有关资料，大煤井需百人左右，日均产煤40吨。康熙《颜神镇志》记载：“煤则凿石为井，有至二三百尺深者，炼以为焦，而供诸冶之用。”据实地考察，洪山（淄川）、黑山（博山）两个矿区清末遗存230个古煤井，深20米的有40个，深20－40米的有110个，深40－100米的有70个。博山煤层倾斜较缓，深度不超过地表下40米，上述古井深40－100米在当时已属大矿。作为工业能源的煤炭的增多，不但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而且也推动了淄博地域其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从明朝起，淄博地域的百姓在冬季就使用煤炭取暖，聊斋俚曲《学究自嘲》有烧煤取暖的叙述。这说明，在淄川地区，富裕人家已经把煤炭作为冬季取暖的燃料，但因为价格昂贵，一般不舍得用。

（三）煤炭开采方法。清康熙朝秘书院大学士、博山人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对采煤有详细说明：“凡攻炭，必有井干蔫”，此指主井、竖井。“虽深百尺而不挠”，是说竖井虽深百尺也不能曲折，必须是直立的。“已得炭，然后旁行其隧。视其炭之行，高者倍人，薄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是讲当竖井的深度和将要开采的煤层相当时，从竖井侧面开掘巷道，巷道的走向视煤层的走向而定。煤层有厚有薄，巷道随之有高有低，高的有两人高，薄的只有一人高，再薄的只有人的肩头高，最薄的只有人的屁股高。“凿者跂，运者驰；凿者坐，运者偻；凿者螬卧，运者鳖行”，是说采煤工和运煤工之间的关系。当采煤工能够站着工作时，巷道自然高敞，运煤工可以直立行走；当采煤工只能坐着干活时，巷道低矮，运煤工就得弯腰行走；当采煤工仰卧干活时，巷道极其低矮，运煤工只能像鳖一样爬行了。“胍正行而忽结，磻石阻其前，非曲凿旁达不可以通，谓之盘锢。胍乍大乍细，窠窠螺螺，若或得之而骤竭，谓之鸡窝。二者皆井病也。”此指煤层走向不定，厚薄不均匀，有时甚至消失，这些弊端都不利于煤炭开采。“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灯而后入。井则夜也，灯则日也。冬气既藏，灯则炎长；夏气强阳，灯则闭光。是故，凿井必两，行隧必双，令气交通，以达其阳。攻坚致远，功不可量，以为气井之谓也。”这里讲了井下照明、井下通风的问题。为了让井下空气对流，煤矿工人发明了开风井的办法。风井、风巷和工作井、巷道分开，这是我国古代采煤技术中首次提到开风井的文献，反映了明末清初在煤矿井坑设计和建设方面达到了新的技术水平。

（四）煤炭开采时间。淄博地域属大陆性季节风气候，冬春降水稀少，夏秋雨水多，地下水位也随之提升，一年当中只有半年可以采煤。一般是从农历十月到第二年四月，五月以后雨季来临，井下不断出水，没有水泵无法采掘，而五月至九月又正是农作物收获季节，矿工们正好回乡经营自己的土地，或者受雇于地主之家充当短工。

（五）煤矿管理方式。乾隆《博山县志》卷四对此有详细记载：“按博山地寡民贫，多凿井穿洞，以资其利，盖自昔然矣。迄于今，凿者愈众，得者常艰生涯，亦少促焉。抑又闻之，里中武断规取山场，纠众敛钱攻采。主其事者必曰井头，率徒下攻者曰洞头，收发钱财者曰帐房，此三人者，权莫大焉。输钱出分者，谓之攻主。煤已见矣，绐以难攻采无算矣，仍以繁费为辞，彼攻主犹怀欲取姑与之心，任其苛派销算，而井洞头则一文不费，公私十倍坐获。及日久见疑，从而察之，帐房又意为舛错。遂使攻主倾家入井，而山场业主办赋无从矣。于是，或作奸偷采，或攘臂明争，甚至放水渰人，因而兴讼。往往愚夫愚妇轻生者有之，事闻于官。与此三人若风马牛不相及也。井之为弊如此，民长者知之。”上文提到六种人：攻主、井头、洞头、帐房、徒、山场业主，其中攻主出钱，为开矿付出资金，当是原始的资本家；井头、洞头、帐房，是煤矿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分别相当于后来的所谓厂长、工头和会计；徒则是被雇佣的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煤矿工人，直接下井采煤。所谓的“井、洞头，一文不费，公私十倍坐获”是榨取煤矿工人“徒”的血汗。从“帐房”“权莫大焉”表述来看，也当为剥削者参与对工人的剥削。“山场业主”则是参与“徒”所创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六）官府管控煤矿。明朝时期，朝廷因为害怕矿工“聚众滋事生非”，时时有禁止采矿的举动，清朝初期仍然控制较严，之后逐渐放松管制。与金属矿相比较，税课也轻，民窑煤矿仅纳田赋，官窑则“领帖输税”。清乾隆时期，朝廷已经明令各省开放民营煤矿的挖掘。乾隆五年户部议复山东巡抚朱定元疏请采煤：“今虽议于产煤之处，每窑立一窑户，民地以地主为窑户，其官山官地，以领贴输税之人窑户，照当税之例，领贴输税，凡有雇用人夫，必用本籍之人，取具地邻等各结，无许外方人等冒充致生事端。”